寻访上海抗战遗迹｜除了四行仓库，上海还有一条国歌诞生线路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(de)主要战场，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的抗战(kàngzhàn)历史遗迹(yíjì)。在“寻访上海抗战遗迹”系列稿件中，我们以建筑为线索来到历史现场，回望80多年前(qián)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。 《风云儿女》的拍摄地是今天(jīntiān)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田汉住(zhù)在山海关路，聂耳在霞飞路家中完成谱曲。金城大戏院(dàxìyuàn)（今黄浦剧场）是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，首映后(hòu)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了，这个旋律从上海出发，传遍了抗日战场。如果有一条(yītiáo)行走线路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，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故事，苏智良说道(shuōdào)。 位于苏州河北岸的(de)(de)四行(sìxíng)仓库抗战纪念馆，游客(yóukè)们从各地来此驻足参观，透过西墙上保留的弹孔与纪念馆内的史料图像，去想象1937年淞沪会战的悲壮场面。身为上海历史的研究者，苏智良教授谈到上海的抗战旧址，表示四行仓库曾是重要的战场，也是历史记忆上不可替代的坐标(zuòbiāo)。 上海(shànghǎi)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苏智良(sūzhìliáng)回忆，“我戴(dài)着安全帽去(qù)施工现场看过。展陈设计得非常出色，尤其是根据历史照片在西墙复原的大小弹孔。”从苏州河边看去，西墙上的弹孔与炮痕(pàohén)历历在目，坦然地向人们讲述那一段历史的存在。 在苏智良的心目中，上海还有更多的抗战遗址(yízhǐ)可以被发掘和保护。 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中(zhōng)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散落城市各处的(de)抗日遗迹 “上海(shànghǎi)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，留有大量的遗址。”在(zài)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，苏智良指出，这些抗战(kàngzhàn)旧址大致可以分为几类，包括发生过(guò)战斗的地方、难民安全区、集中营，以及承载了革命文化的建筑与名人故居等。这些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处，如果将它们连接起来(liánjiēqǐlái)，八十多年前战火中的上海将会在眼前浮现。 “日本海军(hǎijūn)特别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它昔日的历史(lìshǐ) 虹口区的四川北路2121号曾是“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(lùzhànduì)司令部”旧址(jiùzhǐ)，1937年8月14日，张治中率军(shuàijūn)进攻10天，仍未能攻克。如今，这座五层楼高的钢筋(gāngjīn)混凝土大楼建筑看起来已经无声融入了城市的日常生活，墙边的一块建筑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它昔日的历史，苏智良说，对比战时拍摄的照片，曾经的瞭望台现在只留下(liúxià)钢骨架子，此外保存完好。“在罗店、杨行、真如、杨树浦等地方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旧址。”在苏智良看来(kànlái)，作为(zuòwéi)战争的见证和物证，这些承载着痛苦记忆的建筑也应该被(bèi)保存下来。 霍山公园内立着一块题为“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(jūzhùqū)”的中(zhōng)、英、希伯来三种文字纪念碑。 上海抗战期间曾有(yǒu)两处大型的难民安全区。一处是以霍山公园为中心的无国籍难民收容区，二战时期(èrzhànshíqī)，曾有三万犹太人在这里避难。 在城隍庙大殿避难的难民(nànmín) 而在上海(shànghǎi)城隍庙地区，还有另(lìng)一处不太为人所知的(de)安全区。苏智良告诉记者，1937年11月，在今天人民路与方浜(bāng)中路连接(liánjiē)的地方，法国人饶家驹建立了(le)(le)一个难民安全区，一直到1940年6月30日，这块(zhèkuài)不到一平方公里(píngfānggōnglǐ)的区域建有130个收容所，前后保护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。今天，从城隍庙的山门走进去，右侧有一块“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”。2017年，纪念碑在苏智良的提议下设立，而在《上海拉贝：饶家驹》一书中，他记录了这个难民区的历史和重要意义。二战时期，南市难民区的成功模式推广到了南京、汉口、广州，乃至法国、德国，并最终(zuìzhōng)推动了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的订立——该公约确立了战时平民保护原则。 上海南市(nánshì)难民区纪念碑。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图 “有196个国家签订了《 第四公约》，其中包括我们中国。所以在上海曾有大量的(de)收容所(shōuróngsuǒ)，譬如梧桐(wútóng)路的天主教堂、城隍庙的大殿、福佑路清真寺(qīngzhēnsì)、人民路小世界游乐场，其中比较好的建筑都被保留了下来，但一般的市民不太知道。”苏智良认为，今天的人们也应该去了解(liǎojiě)这些散落于城市中的抗战历史。 除了(le)安全区和收容所(shōuróngsuǒ)外，触目惊心的(de)集中营也不容遗忘。“我们做过一个调查，日本军队在上海建立了20多个集中营，关押战俘、外侨等(děng)，这些往往都是著名的建筑，譬如徐家汇圣母院（今上海老站列车餐厅）、上海中学的龙门楼——它的主楼曾是上海最大的日军(rìjūn)集中营。市西中学、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(dàlóu)、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——曾经是日本的宪兵队司令部(sīlìngbù)大楼，关押了很多盟军战俘。”苏智良说，这些重要(zhòngyào)的建筑仍在，但是其中的历史却少为人知，“是不是可以多花点功夫，把这些故事传到年轻人的耳朵？” 金城(jīnchéng)大戏院上映《风云儿女》时的广告 建筑从不同维度勾连出上海的(de)抗战(kàngzhàn)史。苏智良指出，“九一八”事变(shìbiàn)后，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在上海诞生，这些作品的诞生地，也应该被视为上海抗战史的一部分。 “大家(dàjiā)都知道《风云儿女》这部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，它的拍摄地是(shì)今天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(chuàngzuòzhě)是田汉(tiánhàn)，他的故居在山海关路。夏衍对这个剧本进行了修订(xiūdìng)，现在夏衍故居纪念馆也已经开放。聂耳当年住在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1258号），看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非常激动(jīdòng)，所以就在淮海西路的家中完成了谱曲。在百代公司，袁牧之 、金山等七人(děngqīrén)小分队共同努力灌制了第一张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唱片。” 苏智良说，如果有一条城市行走路线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(qǐlái)，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(de)完整故事。“金城大戏院（今(jīn)黄浦剧场）是当年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(dìyīcì)放映的影院，首映三天后，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了，‘七七事变’以后(yǐhòu)，这个旋律从上海出发，传遍了抗日战场。” 百代(bǎidài)小楼位于徐汇区衡山路811号，是(shì)一幢砖木结构的法式小洋楼，1921年，法国东方百代公司在此设立唱片厂，开启中国(zhōngguó)首条(shǒutiáo)唱片生产线(shēngchǎnxiàn)。2021年5月，百代小楼经过全面修缮后正式对外开放。2025年4月30日，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首次灌制(guànzhì)90周年之际，百代小楼作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灌制地纪念馆完成全面展陈升级，正式向公众(gōngzhòng)开放。在整整三层的纪念馆里，不仅讲述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诞生，还介绍了中国流行音乐与唱片文化的发展。 “我们说建筑是(shì)凝固的音乐，它也是凝固的历史”，苏智良认为，百代小楼(xiǎolóu)完好地保存并展示了自己的历史。 而在嘉定西云楼，按原貌迁建(qiānjiàn)的(de)杜(dù)公馆也(yě)是一座与抗战史有关的纪念馆——淞沪抗战时期，杜月笙担任中(zhōng)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(fùhuìzhǎng)，成立了战场救护队和急救队，还为淞沪抗战的中国伤兵提供了救助。始建于1926年的杜公馆原址坐落于黄浦区宁海西路236号(hào)，2000年，因修建延(yán)中绿地，原址拆迁。“当时有有心人把杜公馆买下，把每一块砖、每一个木梁都编号记录下来，在嘉定重新恢复建造了一个西云楼，里面的陈设完全是按照原样。”苏智良说。今年4月，西云楼杜公馆已正式对外开放。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(jiùzhǐ)纪念馆 上海也曾是二战时期情报站的(de)(de)中心城市(chéngshì)，许多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就隐匿在(zài)今天的城市建筑里。例如位于静安区武定路上的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，向公众介绍了抗战中的隐蔽战线。在山阴路的鲁迅故居附近，有(yǒu)一处尾崎秀实旧居，他曾在上海帮助掩护了许多中国(zhōngguó)左翼人士。1930年1月，被誉为“红色谍王”的佐尔格来到上海，为共产国际搜集情报。“他第一个住(zhù)的地方是华懋饭店，现在(xiànzài)的和(hé)平饭店北楼，后来到了西藏中路上的青年会大楼(dàlóu) ，在这幢楼里有过许多故事。佐尔格也经常去尾崎秀实那里和他们讨论，甚至于住了下来。一位叫张文秋的女干部配合佐尔格工作，她最隐秘的一个据点是在武康路333路，那是一个别墅区，里面有佐尔格小组最隐秘的电台……”若是跟随苏智良潜入抗战的历史，或许(huòxǔ)会发现，平时(píngshí)路过的建筑里都有跌宕起伏的过去。 在苏智良看来，上海还有很多值得建成纪念馆的抗战遗址。“比如能不能考虑(kǎolǜ)在上海南市找一幢房子，去(qù)讲述上海安全区的故事？”他说，在安全区的背后(bèihòu)，不只是饶家驹，还有各方人(rén)士的合力，讲述安全区的故事，也是讲述这些人的努力和心血——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。 留下“上海安全区”的战争(zhànzhēng)口述史迫在眉睫 谈到上海安全区，苏智良的(de)脑海中(nǎohǎizhōng)又浮现出很多人物，“当时江苏省委全力(quánlì)协作饶家驹救助难民，其中有女特工黄慕兰、地下党员潘大成——他是饶家驹的学生，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(suǒ)的工作，还有后来担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、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也参与(cānyù)了安全区的工作。” 2015年，苏智良(sūzhìliáng)教授与电台记者金亚采访98岁的(de)周克先生，了解地下党参与上海安全区的往事。 周克(zhōukè)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第二任主任，为安全区的营救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。2015年，苏智良去采访过他。2020年，103岁的周克在上海(shànghǎi)去世。如今仍(réng)健在的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，在苏智良看来，当务之急就是用口述史的方式去记录他们(tāmen)的故事。 “10年前，我们团队就寻找到十几个上海安全区(ānquánqū)的(de)难民(nànmín)，最年长的90多岁，最年轻(niánqīng)的也有80多岁，那时他们讲述了被救护的故事，10年以后，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了。”苏智良呼吁，应该在保护上海“南市安全区”历史建筑的同时，及时保存难民幸存者的口述实录等珍贵遗存。“比如地方志办公室(bàngōngshì)、党史办公室、各种文化事业的文物研究所等，可以去(qù)寻访一些老上海抗战(kàngzhàn)的幸存者，看看他们能不能(bùnéng)讲述一些抗战的故事，把这些记录下来。”苏智良说，这些口述记录可能是一个人的故事，也可能是一个企业、一幢房子的故事。 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。从1991年(nián)开始，苏智良和妻子陈丽菲教授在全国范围内系统研究并援助(yuánzhù)慰安妇幸存者群体，为(wèi)仍然在世的老人们记录口述史。 “有限的(de)档案不可能记录大量的人生故事。有些历史的细节，随着当事人的离去，可能就淹没了。所以过(guò)去，我采访过好多这样的人。”苏智良认为，收集这样的资料迫在眉睫。他(tā)还曾采访过参加(cānjiā)了“东京(dōngjīng)大审判”的中国代表团成员、当时担任助理检察官的高文斌。“大约(dàyuē)20年前，我和我的学生去采访他，记录了当时他从上海被(bèi)遴选到东京的过程，讲述他如何工作、如何寻找证据，铁板钉钉(tiěbǎndìngdīng)地把那些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(jiǎoxíngjià)。”苏智良说，高文斌是当时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位，也是最后一位“东京大审判”的全程亲历者，2020年，99岁的高文斌在上海去世。 上海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(zhòngyào)城市，审判地位于虹口区提篮桥监狱。如今，这座曾经的“远东第一监狱”已整体搬迁至青浦(qīngpǔ)青东农场(nóngchǎng)，原址不再(bùzài)具有监狱功能。搬迁以后，虹口提篮桥区域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同时推动城市更新？苏智良认为这值得关注。 “我们通常说中国近代史多少次对外战争非常(fēicháng)屈辱，唯有抗战我们获得了胜利，所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再度复兴的一个重要的起点。所以我们今天缅怀(miǎnhuái)先人先烈(xiānliè)，去寻访(xúnfǎng)抗战旧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”苏智良说，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，寻访抗战旧址，我们能从中汲取能量，更坚定地走向城市的明天。 澎湃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钱雪儿 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īnwén)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